想起二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义，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，我已经不在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，内疚早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烟草样无踪无影，留下的只是对那时的单纯的想念。
那时候，我是那样地渴求上进，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，想在中学时入团，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，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学学校演出队的女孩和我多说几句话，能对我微笑一下。也许，渴求上进，好好学习，争取入团的目的，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女孩对我刮目相看，觉得我是他们同学中不错的一个也就足了，也就罢了。于是间，在好好学习上是下了一些力气，而在天天向上方面，除了积极主动地打扫卫生，争取多擦一次黑板意外，往学校的试验田里挑粪种地，也是扮演了脏着不怕、累着不吝的上好的角色。当然，在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，也不会忘掉乘机把入团申请交到老师的手里，就像把自己的求爱信交到了媒人手里一样，炽热和真诚，在不慎间是可以把房屋、校园、草地、田野都烧起火的，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寒冬都烤成为春夏的暖热。可是，时隔不久之后，从同学中传来的消息说，入团的几个人中，不仅没我，而且有的却是几个我不甚喜欢的同学。之所以不甚喜欢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没有我好，往试验田里挑粪的筐灌得没有我的高满，而更为重要的，是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好，穿戴也都比我时新，漂亮的女同学都像蜂蝶样日日间围着他们飞来舞去。现在想来，已经无法形容我那时的痛苦，说世界暗无天日，也是丝毫不为过的。不仅他们成双结对地走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，而且都有入团的希望；不仅都有入团的希望，还有彼此恩爱的人生可能，这哪能让一个充满忌心的少年容忍得了，不做出一些反应，不采取一些措施，不仅辱了一个少年的人格，也辱了一个天下男人的尊严。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哦。
从学校回到家里，我彻夜未眠，写了一封检举信，揭发那些入团苗子的诸种劣迹，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；某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，考试时偷看同学卷子等等；还有谁谁谁，他家不是贫下中农，而是富农成分，如此这些，我上纲上线，引经据典，说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无异于为团旗抹黑，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，长此下去，有一天党会变色，国会变黑，大楼会坍塌，在那时，将亡羊补牢，为时已晚，后悔莫及。在天亮时分，我把那封检举信再三看了，装入一个信封，早早来到学校，如乘着夜黑风高样乘着校园安静，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。
剩下的时间，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。 等待着一场好戏，却总是不见幕布的徐徐拉开，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，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，也许校长将信看了，随手一团一扔，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，说声“蚍蜉撼树谈何易”，也就算了了结。总之，随后的日子，一切仍是一切的样子，鸟还是那样地飞着，云还是那样的白着。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，一切都和没有发生一样，使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，在一天的课间操时，校长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。
一句是：“你就是阎连科？”
另一句是：“管好自己，管别人干啥。”
说完这两句话，上课的铃声响了，他没有再看我一眼，就去了某个教室。可他那两句话，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，也是最严肃的告诫。之后不久，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，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。在那批名单中，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，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，知道了我在校长那里对他们的恶性，连看我的目光，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，使我不得不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，远远地躲着他们，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、用力地掐死在头脑里的萌芽状态。为了躲避那些目光，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，也为了解救那时我家境的贫寒，之后不久，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。每天干两个班时，十六个钟点，能挣上三块两毛钱。
随后，为了谋生，我又当兵到了部队。探亲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，誓成百年之好。我羡慕他们，也很想去祝福他们，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，他们夫妻层跑前跑后，给我张罗女友，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。到末了，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，看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，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我过往的丑行。
好在，愧疚已经过去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对美好的回忆。好在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了别人的报告，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去打别人的报告。
我为此感到欣慰。